五人谈:中国经济2007

发布日期:2019-09-17 09:01   来源:未知   阅读:

  中国宏观经济在经历了2006年的跌宕起伏之后,“往何处去”的问题依然摆在人们面前。

  站在2007年的门槛前,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究竟面临着哪些重大变化?未来一年将呈现怎样的走势?内部外部种种不平衡何时有穷期?宏观政策又当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无一不是关乎重大。

  在12月11日的《财经》年会“2007:预测与战略”上,几位与会的专家、学者、官员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次财经论衡专栏,即为他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讨论的结果。

  他们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谢国忠(前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劳伦斯格林伍德。

  主持人: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看,中国经济正处在怎样的变化过程中?其特点如何?

  易纲:中国经济是全世界的亮点。在近3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以年均9.6%的速度增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十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每年约提高10%左右,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超过1%。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和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改革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开放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充分的竞争和国际标准。

  目前全世界正在改变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的人力、商品和不动产在全世界投资者和公众心目中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注重保护物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合同,中国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全世界对中国经济稳定性的评价有了很大提高,因此中国的东西越来越值钱。这一变化,对中国和世界都是非常深刻的。

  由于有了这样的变化,中国经济就变得特别“火”,商品物美价廉,贸易大额顺差,投资环境稳定;在资本项目上,FDI大量涌入,过去几年也基本是顺差,同样比较“火”。另外,不动产市场和财政收入大幅度上升;人民币币值稳定,有小幅升值。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着许多不平衡,但必须意识到,中国今天的宏观经济局面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梦寐以求的。

  李剑阁: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测,如果有准确的定量指标当然很好,但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前几年人们对宏观经济的指标预测,由于后来整个统计数据作了大幅度调整,现在看来,那些预测就统统没有什么意义了。因此,我认为,不必拘泥于某些具体的数字指标,要是能够前瞻性地看到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阶段性变化和重要的转折,那就十分重要。

  1997年的秋天,当时人们还认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危险是通货膨胀。其实这时已经发生亚洲金融风暴,经济萎缩的苗头已经出现。但到了当年冬天,人们重新评估了形势,认为中国已经从总体上告别了短缺的时代。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当时作出这样的判断并不容易。因为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多年,短缺已经成为经济的常态。三亚市拟任干部人选公告。事实上,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形势出现了转折,短缺现象改变了。这个重大的判断,对于我们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冲击,在1998年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消除通货紧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统一思想的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曾经短时间出现局部粮食和电力的紧张,但从整体上看,这个判断是经得起检验的。

  那么,我们现在如何对未来的宏观经济作出预测呢?根据近几年出现的新情况,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有可能在两个方面已经出现了某种拐点,或者说阶段性的变化。

  一是,中国的初等劳动力是否已经从总体上的供过于求转为供求平衡,甚至出现了局部的供不应求?将来是否会出现整体供不应求的局面?

  前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提出,中国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经改变,出现了发展经济学中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也有国外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出现了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出现的劳动力从供过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的情况。我认为,这种现象不仅是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现象,而且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边,各方面已经可以比较明显地感觉到了。

  二是,我们的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10万亿元人民币存差,是否说明我国已经从资本短缺进入了资本相对过剩的阶段?这个问题我们稍后详细探讨。

  谢国忠:中国劳动力过剩是否已经成为过去,这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讨论。但无论如何,现在中国的确面临着资本过剩的状况。

  当然,中国还处于经济高增长阶段,基数仍然很低,引进资本是应该的。20年以后,中国人口老化,整个国家的面貌会发生很大变化;如果失去这一机会,后果会很严重。这对中国政府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劳伦斯格林伍德:中国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过高,但对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方面的投资相对很低,这也部分地导致了中国储蓄率过高。另外,中国的贸易盈余非常多,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国内的不平衡因素,例如经济的过热发展、收入的两极分化以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有可能减弱一部分民众对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的支持。

  尽管中国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流动,而且规模极大,但中国城市化水平比世界多数地区都要低,中国有将近60%的人口还在农村生活。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但在城市化发展中,一定要注意加大对农村与城市社会发展领域的投资。否则,就会出现很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城市贫民窟。为避免将来付出更高代价,政府必须采取政策并建立相应的对社会领域的投资机制,鼓励各级政府与社会更积极地向教育和卫生等部门投资。中国经济能否长期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政策与作为。

  主持人:如果中国劳动力供给总体上的确出现了从供过于求向供不应求的阶段性转折,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李剑阁:如果这个判断是成立或部分成立的话,它对今后的许多政策都将产生深远影响。比如,中国应该实行怎样的城市化政策?比如,到底应该配置多少资源去继续解决“三农”问题,抑或应该把更多资源配置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当中?

  比如,最近几年初等劳动力工资上升得非常快,但有些人看不到这个事实,还在提倡大幅提高这些劳动力的工资。这有可能使得我们过早地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

  关于土地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现在是不是到了可以考虑对之加以完善和改进的时候?

  我们今后在产业布局上作什么样的调整?中国能不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长时间地保持比较优势?

  再者,对于养老制度现在也应该有通盘的考虑,比如可否考虑逐步延长退休年龄来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总的来说,如果转折确已发生,我们就要作出清醒、有效、及时的反应。过去我们的政策都是针对劳动力过剩和资本短缺制定的,现在情况变了,就应该全面清理现有政策,逐步加以调整。

  谢国忠:世界各国的经济周期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也不例外,这主要是由于贸易与跨国资本流动各自对世界GDP的比重都已经变得很大。

  就美国而言,主要由于房地产的调整,2007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为2.5%,比2006年下降约一个百分点。日本的经济也在放慢。但市场总觉得日本经济走出通缩以后,应该会有一段高增长期。在我看来,今天的日本跟十年前大不一样,人口老化已经使得消费、投资等各方面需求都不会太旺。所以,目前日本经济增长率甚至1%都不到,2007年也可能在1%左右。

  总体而言,2007年的全球趋势是增速放慢一个百分点,并不很严重。其风险在于经济放慢时将会暴露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一轮经济周期是由金融带动的,虽然我们看到贸易增长很快,但金融增长特别是衍生产品发展更快。衍生产品发展引起资本成本下降,资本成本下降导致房地产价格上升和投资旺盛。全球在场外交易的衍生产品目前已经达到340万亿美元面值,这相当于世界实体经济总量的七倍。风险管理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对一家大投资银行来说,仅账面上的衍生产品就高达几十万亿美元,但其风险管理部门却没有经受过考验,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易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非常大。

  比如,我们就密切关注着美国利率的走势。人们预测美国经济将会在2007年减息,但最近美国就业数据走强,表明其经济状况尚好,对美国减息的预期至少在时间上有所推迟。而中国、欧洲、美国、日本等几个主要经济体利率间的利差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外汇流入速度以及中国金融机构和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都是有影响的。总体而言,目前全球的利差结构有利于中国经济进行调整。

  主持人:中国经济内外部的不平衡,突出地表现为货币的过量供应和流动性的泛滥。那么,流动性究竟从何而来?

  哈继铭:就中国而言,我认为主要是人口结构惹的祸。人口结构是形成流动性过剩或资产价格泡沫最主要的内部因素。中国现在的情况与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许多相似之处——经济都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存在着大量外贸顺差和汇率升值压力,其背后的原因都是特定的人口结构。

  日本“二战”后出生率很高,这些人在六七十年代以后成家立业,需要储蓄,所以社会储蓄率很高。但父辈没有给他们留下很多资产,他们对储蓄的需求就推高了资产价格。到20世纪90年代,当他们的孩子要从他们手中接下资产的时候,就发现供大于求,资产价格太高。当日本35岁到50岁人口达到顶峰时,也就是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时候。

  中国在朝鲜战争以后,出生率也很高,并维持多年。这一代人现在也是在35岁到50岁之间,其人口占比在未来五至十年还会继续上升。在此期间,资产价格一定面临上升的趋势——五六个孩子只有一对父母,资产价格怎么能不上升?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资金链供应很宽,投资强劲,储蓄率高,外贸顺差大,外汇储备大,货币供应大。但未来却是一对小夫妻接两对老夫妻的资产,资产需求与供给从六比一变成一比二,资产价格无疑将面临下降趋势。

  主持人:不仅中国,全球都有流动性过剩之势。流动性过剩给中国及全球经济带来了怎样的风险?

  谢国忠:现在资金主要流向资本市场,比如房地产。中国处于城市化进程当中,房地产行业确实发展得很好。但房地产是一个周期性很强的行业,资金过剩使房地产规模变得很大,无论对经济总量还是经济增长速度影响都很强。这对中国政府是一个重要挑战。因为房地产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资产,在资金很旺时,它可能与资金链暂时脱钩。房地产价格的一般波动对经济不会有太大坏处,但如果资金用得过度,引起坏账,会对经济造成很大打击。

  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都出现过类似情况。资金过度流入房地产,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中国调整得比较快、比较早,套在房地产的资金数量与总资金量相比不是很大。中国应该抓紧时间调整,如果资金继续涌入房地产,再过几年,中国的可选方案就少了。

  股市热也与资金多有关。并不是说股市已经是泡沫;中国目前市盈率是22倍左右,对中国这样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还不是太高。但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新产品,就是开放式基金。很多人进入股市时,把开放式基金看成是克服选股失败的一个工具。其实,开放式基金战胜大势者并不多。中国未来一两年内会有大量资金流入股市,由此带来的风险也值得重视。

  哈继铭:国际流动性是推动全球资产价格上升的重要因素。国际流动性有三个来源,即中国、石油输出国和日本。中国的外贸顺差为全球提供了很大流动性,主要表现是以官方储备增长的形式购买美国债券。

  石油美元增长也非常强劲。预计2006年石油输出国经常账户盈余可能达到5000亿美元,去年则是3480亿美元,超过中国与日本之和。据国家清算银行数字,石油输出国近年对外借款大增,而接受借款的很多是东欧国家;英国也输入了大量资金,并将很大一部分用于对新兴市场的投资;亚洲国家多处于贸易顺差状态,但也接受了不少石油美元的流入。总之,石油美元与全球新兴市场中的资本密切相关。

  国际流动性的另一个来源是日本。与中国类似,日本也有很大的外贸顺差,但日本自2004年之后顺差与外汇储备突然脱钩——顺差很大,外汇储备却没有大幅增长,资本账户出现很多逆差。这些逆差是怎么制造的呢?一是日本直接向国外购买股票、债券,二是日本借款给别人买。在亚洲金融危机前,日本也曾经借出过很多资金,但金融危机期间,日元利差交易大幅平仓;到了2004年、2005年,日本又有大量的资金借出,这是未来资本市场隐藏的风险。

  主持人: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是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原因之一。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中国外汇储备的高企?

  易纲:从总体来看,中国的外汇储备、汇率和宏观经济都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比如对冲,目前已经有3万亿元央行票据,但中国市场这么大,对冲“池子”也很大,因此,票据资产在市场上的流动仍然井井有条。而且,与类似国家相比,中国对冲的成本相对较低。

  对于目前的局面,究竟采取怎样的应对手段,取决于我们的权衡,因为归根到底,按照“不可能三角”定理,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与资本自由流动三者是不能兼得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对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就必须加以权衡取舍,以找到一个最优点,从而使得经济向均衡状态收敛。并不是说立即就能达到均衡,而是出现收敛的趋势,我们对此有信心。

  李剑阁:中国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及10万亿元人民币的存差表明,我国可能已经从资本短缺进入了资本相对过剩的阶段。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政策应该从积极引进外资开始转向如何有效地利用内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改革即将出台。但这一改革在讨论过程中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反对方的基本立足点是,“两税合一”将影响外资的进入。但中国既然已经有了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是不是还那么需要外资的进入?当然,中国今后还是会欢迎外资,也会有国有企业到海外上市,但是不是还要像原来那样不惜代价地去吸引外资?这个问题还有待我们进行反思。

  当国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开始下降时,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进行有秩序的海外投资,企业和政府部门做好准备了没有?

  我们必须考虑,在资本出现过剩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出现资产泡沫?对金融体制改革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和任务?

  主持人:对经济内外部不平衡的现象,人们似乎已经达成了很多共识。但对于不平衡的解决之道,我们需要作出怎样的认识?

  易纲:我们首先要问的是,面对目前的不平衡,中国的市场机制是不是做出了实质性的反应和调整,使不平衡逐步向平衡收敛?回答是肯定的。

  中国的市场机制是“工作的”,在宏观经济出现不平衡时,市场会通过调整资源配置、价格、汇率及激励机制做出反应。就价格渠道而言,虽然中国的CPI非常稳定,但如果观察过去十年的经济,可以发现劳动力、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大幅上升,这表明价格机制对不平衡已经做出了反应。而CPI之所以这么稳定,是由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以及充分竞争等因素。

  另外,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与美元脱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汇率也在根据市场状况进行着调整。

  中国经济已经更多地显示出了市场经济的属性。我们一定要相信市场,相信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劳伦斯格林伍德:中国应当尽量避免增长与平等之间的不平衡,而且对于短期、中期、长期的发展应该有更平衡的把握。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应多考虑如何促进市场竞争,如何给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机会来改进他们的生活。

  中国现在之所以这么成功,就是因为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我希望这一点能够继续。与此同时,在有市场失败的领域,政府要承担起责任来,加大公共投入。

  哈继铭:我们必须先回答:经济基本面是好还是不好;再回答如果基本面好该怎样调整,基本面差又该怎样调整。

  中国经济基本面目前是很好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许多亚洲国家有泡沫迹象,其中一个主要论据是,这些国家的GDP增长中,来自生产力效率提高的贡献很少,一般是20%,最高30%。但在中国,无论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的计算,这一贡献率始终在40%左右。

  我们的研究也表明,中国企业利润率的增长的确很可观,而且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利润增长的贡献很大。但正因为如此,如果资产价格出现泡沫,政府应该毫不犹豫地调控。日本的教训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企业效益不好,央行不敢强力紧缩货币政策,结果最终形成了资产价格泡沫。而中国企业运作良好,一旦资产价格出现泡沫,也就具备了加大调控力度的条件。

  另外,中国生产效率的提高多来自于各行业内部,跨行业的转移效应几乎没有,这主要是因为要素价格过低。而未来经济效益的提高应当更多依靠生产活动从生产效率较低的行业向较高的行业转移,这就要求理顺要素价格,包括利率、汇率、能源和其他资源价格。

  劳伦斯格林伍德: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储蓄率都非常高。中国应该更好地平衡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特别在国家可以掌控的政府储蓄与国有企业储蓄方面,可以加大调整力度,降低政府与国企的储蓄率,将这些资金用到教育和卫生等公共开支上,也应该更多地用在帮助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改善生活方面。另一方面,政府还应该大力推动对节能、节水环保等行业的改革, 也要加大在这些方面必要的公共投入。

  谢国忠:通过福利社会来提高消费,我觉得是一种可以考虑的办法,西方在大萧条之后确实走向了这条道路,引起了消费上升。中国现在的情况并不一定是要政府替居民消费,而是政府的政策不要去妨碍消费,也不要使家庭不敢消费。

  中国消费不足是从国有企业改革开始的,当时具体的补偿不多,给家庭的安全感和消费心态带来很大影响。另外,国企的“轻装上阵”也把许多负担转移给了家庭。政府在这方面应当给予一定的帮助。房地产价格上升,对消费者也造成了一个打击。

  此外,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中国消费旺盛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谁也不希望看到消费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这对经济发展有很大危险。

  李剑阁:最近有些经济学家常常把中国的消费不足归结为政府对社保、教育承担的责任太少,个人对未来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不能放心,所以会多储蓄,少消费。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困惑。我们知道,政府给居民的任何福利,并不是在GDP以外额外多出来的一块资源。政府给居民的福利,无非是居民个人把自己的钱交给国家,让政府替你花。经验告诉我们,钱终究还是自己为自己花效率最高。如果政府真的包到让人们毫无后顾之忧,税收会提高到什么程度?

  像瑞典这样的福利国家,它的财政收入占GDP的50%以上,而我们的财政收入不足GDP的20%。如果我们希望享受那种水平的福利,且不说中国与瑞典人均GDP的差距,中国政府所掌握的资源占GDP的比重也要低得多。因此,人们说希望达到无忧无虑的高福利水平,但是否已经做好把口袋里的相当一部分钱先交给国家的思想准备?也许当我们的福利水平远远没有达到无忧无虑的程度时,我们就会发现口袋里已经没有那么多钱可供花销了。

  关于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的计算要注意可比性,要么对同一个分析主体进行纵向对比,要么在大致相等的收入水平上对不同的分析主体进行横向对比。在进行纵向比较时,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以后工人减少了福利,失去了安全感,因此储蓄倾向提高是有片面性的。应当看到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一个普通的工人月收入只有30多元,家里还有几个孩子。那时,人们也希望能储蓄,但工资太低,没有余钱可存。有分析说当时国有企业能够保证职工的住房,因此职工不需要存钱。从现象上看,当时职工确实是不用考虑购买住房的。但事实上,在国有企业的职工,基本上都不可能指望在企业分到住房;而且,当时即使有钱,也没有房屋市场,根本就买不到住房。因此大体而言,现在有钱可存,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一,在财政政策上应实行比较积极但是消费型的财政政策。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采取的是投资型的财政政策;但现在为了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应采取消费型财政政策。

  第二,要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资本账户必须要有逆差。短期可以考虑的政策,一是继续控制流动性和银行贷款,防止造成资产价格泡沫;二是在增强汇率灵活性的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扩大QDII的投资规模和投资范围。

  第四,引入资本市场的做空机制。没有做空机制,流动性泛滥将导致人们一定时期内一致做多,将来的风险变得很大。

  第五,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宏观调控是有成本的,如果通过发行央行票据的形式来回收流动性,那么调控的成本就是央行为其发行的票据所支付的利息;通过其他形式调控,如提高法定准备金率、财政发债、汇率更快升值等等,也有相应的成本,只是更多地由银行和财政承担。但各个部门的调控成本最终都是国家承担的,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出在羊腿和羊背上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关键是政府的协调能力需要提高。

  易纲:宏观经济政策是对市场机制的补充。为调整经济的不平衡,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一个有效的政策组合,而不能过分地寄希望于某一个变量的调整,例如汇率的升值。这个组合里应该包括扩大内需、增加消费、鼓励出口、严格执法和保护环境等。

  目前,中国最迫切的一个发展瓶颈是环境污染的约束。环境污染的实质是中国制造品价格的不完全,是中国对全世界的补贴。如果我们严格执法、保护环境,从而提高产品的成本,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都将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增加汇率弹性。

  就货币政策而言,应当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培育中国的收益率曲线,建立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现在货币政策之所以不能通过利率“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因为央行的货币市场操作是从利率传导至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再到存贷款市场;但在存贷款市场中,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还受到管制,价格传导渠道尚未完全畅通。

  在金融资产比例上,现在通过银行存款的间接融资太多。应当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包括期货市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保险市场,特别是企业债券市场。如果种种金融资产之间的比例合理,货币传导机制也会更加通畅。另外,还要注重建立和完善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包括市场的交易系统、信息系统、登记托管系统和支付清算系统。

  总之,有了这样一个组合,我相信中国的宏观经济会是稳定的,中国的经济前景是光明的。

  主持人:从前面的讨论看,人们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共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但是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尤其是内外两方面的失衡问题,需要认真面对。从内部看,存在着投资和储蓄过度、消费不足的失衡;投资内部也有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比重过高、对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投资不足的失衡。而在外部,国际收支盈余过大,国家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内外经济失衡在宏观经济中的突出表现,则是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

  第二,必须进行调整。各位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有人提出,无论“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出现,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经发生改变;今后要继续按照粗放增长模式发展,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有人指出,中国经济失衡是在全球经济失衡的情况下发生的。目前美国双赤字积累和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蕴含着很大的金融风险。如果国际经济形势一旦有变,很容易形成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冲击。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第三,对于中国经济应当如何进行调整,各位的共识是:国家要着力采取增加财政对教育等社会消费的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居民对未来的预期等措施提高消费的比重等。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也要做出及时的调整。

  除了以上的意见,还要强调两点:第一,中国内外经济失衡的主要根源,在于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以及为了弥补由此引起的内需不足而采取的尽力增加出口的政策。因此,矫正内外失衡的根本措施在于转变增长模式。第二,进行调整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在于良好的市场制度以及其他配套制度,如法律制度等的支撑。由于体制性基础设施不健全,过去几年,政府往往用微观干预的方式去执行宏观经济管理的任务。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明,行政干预很难有效地改变内外经济失衡状态,有时甚至适得其反;进一步市场化和完善市场机制,才是避免风险的有效途径。